.text:''):(d.getSelection?d.getSelection():'');void(keyit=window.open('http://my.poco.cn/fav/storeIt.php?t='+escape(d.title)+'&u='+escape(d.location.href)+'&c='+escape(t)+'&img=http://www.h-strong.com/blog/logo.gif','keyit','scrollbars=no,width=475,height=575,status=no,resizable=yes'));keyit.focus();){kind=logo}
景海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为著名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的高足，1985年3月至今在深圳大学任教。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和儒学的研究。主要著作：《熊十力》（专著）为"世界哲学家丛书"之一；《梁漱溟评传》（专著，合作）为“中国大师丛书”之一，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获广大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奖专著三等奖，并入选“深圳社会科学文库”第一辑等。
题记：眼下，全国掀起一股“国学热”的狂潮，各大学者们频频露相媒体，给大家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社会上国学热持续升温，相关图书出版也呈现热闹的态势。去年，易中天《品三国》引发了“三国热”；于丹讲《论语》破日签售纪录，创图书销售奇迹。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深圳大学还有个国学研究所，更不知道它从创办至今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几经波折，在沉寂中复苏，为此，记者采访了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老师。
记者：景老师，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国学研究所的概况？
景：当时研究所有七位成员：周勤、刘翔、孙猛、刘小枫、汤一介、赵元碧和我。（沉默）赵元碧先生去年刚去世，享年七十五岁。我怀念那段时光。深大建校之初，恰逢改革开放，全国各地学者慕名而来。大家都一腔热血，满怀希望地做出一番大事业。
计划很宏伟，要在深圳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国学研究所。当时国内的学术界和海外的学术界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国内的出版物没有港台资讯，那边的学术情况国内不了解；大陆的情况海外也不知道。基于深圳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又毗邻香港，我们制定了很多计划，想把深圳作为一个联系海内外地区学术交流的桥梁，筹办一个不定期的学术资讯性刊物，把国内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向海外介绍，同时把港台海外的学术资讯打印出来，起到双向交流的作用。当时台湾宗仁任的“汉学研究中心”创办的杂志就是资讯性刊物，在华语界的传统文化研究方面影响很大，现在各种学科都有这种动态，如中国哲学史动态、美学史动态等，我们就想办这样一个刊物。
记者：在国学研究所工作的头几年里，你最开心或是最满意的是什么？
景海峰：初创时的一些很大的想法，有一些得到了实现，譬如我们创办了《国学集刊》，后更名为《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由于当时“国学”这个概念不流行，甚至还有点禁忌，被认为是非正统的。也许是事物发展总有个过程吧。当时，像《学报》这种较为厚实的哲学刊物在国内也很少，所以《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出刊后影响很大。深圳大学能通过自己的积累创办了这么一本厚重的书刊，在国内掀起很大的反响，全国一下都知道这里有个国学研究所。这件事相当令人感到欣慰。（笑了笑）这是那个特殊的时段的产物，因为当时这种东西太少了。现在如果再拿出这样的刊物，引起的反响可能不会那么大，因为这样的哲学刊物在现今市面上有很多。
记者：有哪些事情给你的印象最为深刻？
景海峰：文科图书资料室的建设给我很深的印象。建校之初，学校许多设施建设几乎从零起步，当时校图书馆只是一个很小的资料室。做研究没有资料是行不通的。从八四年到八八年，学校每年给国学研究所三万块用于图书采购的专项拨款。那时三万块是个什么概念呢？源于书价的变化，当时的三万块元大概可以采购现在五十万块的书。现在文学院资料室早期的书差不多都是那时购进的。当时，我们几个就分头到全国各地购书。因为有一些书是古籍，有些是旧书，我们还得到有古书的地方淘书。当时的图书销售渠道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出版社积极跟读者联络，主动上门，那时只得靠自己想办法拓宽购书渠道，不断扩大藏书规模。
记者：汤一介先生曾有意借助深大的地缘优势创办“国学研究所”，为学界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研究寻找一个突破口。然而，汤先生和研究所的大部分成员于八九年前后却选择了离开。你如何看待他们的离开？
景海峰：他们有的是八八年走的，最早的，像孙猛，八七年就走了。由于当时和海外的交往有很多禁忌，不是太方便，学术双向交流活动不能大规模展开，而且深圳当时的地区文化氛围不是很好，学术机构较少，政策方面有限制，很多计划都难以实现，也就是不能做，做不了。原来大家心中的那些设想的实现显得遥遥无期。由于看不到国学研究所在深大乃至在深圳的前景，慢慢地，他们就得考虑个人的出路，所以很多人选择了离开，有的还出国了。如果当时能大规模地展开，那深圳肯定开风气之先，可以做很多事情。到后来，这些事大都是在北京、上海等地方做。这一直是我们心中遗憾的。
记者：你觉得国学研究的沉寂是环境方面的原因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景海峰：缘于大环境的影响。深圳是一个经济特区，在全国的经济发展方面充当着领头羊的角色。“文化立市”这些共识，深圳是这些年才慢慢有的。以前大家急于寻求发展，觉得深圳的优势地方在于经济，在文化方面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很多学术研究的计划都难以实施，国学研究所也就因此慢慢沉寂下来。2000年以后，文化层面的东西才慢慢体现出来，成为大家的共识。如今呢，国学虽然还算不上显学，但至少是热门。现在媒体和整个社会的关注跟当时是完全不一样的。
记者：近几年，深圳市提出“文化立市”的政策，并将文化产业作为立市的四大产业之一。你是如何看待“文化立市”这项政策的?
景海峰：“文化立市”当然好。以前强调所谓的“经济特区”，实际上是时代造成的一种跛脚形态，即文化方面的缺漏太多，跟其它的东西不相称，是一个明显的偏颇。换句话说，深圳就只能是经济特区，其它方面不能特。一个城市的功能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它不应该仅仅经济发达，其它东西却落后，或者说空白。当然，这只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使然，它只能突出那一方面。现在“文化立市”这个政策就是要补文化意识的空缺，把那个偏的东西纠正过来。现在的经济不再是以前那种比较简单的经营形式了，它的文化含量越来越高，文化的地位也在慢慢地提升，这是经济上台阶的一个必然要求。提倡“文化立市”，实际上是引导深圳按照现代都市的正确格局和方式来发展一个重要渠道。
记者：你觉得国学研究所在以后的发展中应该如何寻找自己的突破口？
景海峰：要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现在是一个体制化的时代，很多事情你必须有特定的条件和资格才能做。首先学校要招学生，就必须具备一些硕士生点、博士生点等，才能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没有这些点，培养人才只能是一句空话，无法落实的。然后，学校要想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平台，必须有条件，比如说必须要有质量好的社科研究基地等。国学研究所发展的道理也一样，我们只能慢慢地寻求和探索，等条件允许后，再加入一些自己的特色与优势，然后才能寻找那个突破口。
记者：在国学研究所浮浮沉沉二十几年岁月中，你的心态是怎样的？
景海峰：我觉得都很正常。因为这些事情有时候是身不由已，并非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从八十年代中期到现在，这二十几年间，时代走向以及人们的心理接受程度，我感觉变化起落很大。我只能是按照这么一个情况，因势利导去做了。
记者：你觉得自己能在这几年里再次把国学研究所办起来吗？
景海峰：信念肯定是有的，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很多事不是你想做，就能实现的。目标应该现实一点，不能想得太远，只要尽力而为就行了。你要是强行事态的发展达到指定的程度，很可能最终只是一厢情愿，达不到理想中的结果。我们望能踏踏实实地做，一步一个脚印。
记者：重建后的国学研究所具备的功能和以前有什么差别？
景海峰：不应该说成“重建”，只能说是复苏。因为国学研究所没有说建，也没有说撤，就不存在这样一种把它切断的说法，它只是因为某些特殊情况，沉寂了一段时间。现在如果要国学研究所继续像以前一样，扮演海外交流桥梁的角色，已经不可能了。那个时候是我们有点先锋感，想做一些当时还没有人做的事情，走在前面。可如今这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社会，通讯变得异常发达，深圳自然也就失去了原先的地缘优势。深大和海外学术的联系也没办法跟那些内地的学校比较。所以说，当时国学研究所那个独特性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对于以后国学研究所所要担负的功能，现在我还没什么太宏大的想法，只能是尽力而为，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记者：“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国学研究所的复苏工作逐渐完善，你对国学研究所以后的工作有何憧憬？
景海峰：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实体。所谓实体，就是结合每个老师在学术方面的特长，使力量能够凝聚起来，各尽所能，各尽其才，每个人把自己长处发挥出来。另外的是，我们还要承担教学工作，国学院的老师不是专门搞研究，他是老师嘛，要承担教学，而且要让国学的弘扬能够和本科的教学结合起来。现在我们开始有哲学硕士点，但硕士点要扩大，除了中国哲学外，我们还要升高。另外就是，现在也开始列入学校博士点培训。
后记：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在景海峰等老师的努力下，研究所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主持的《儒藏》大型编撰工程，并出版了《传薪集》这本国学论文集。相信国学研究所会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另外在景老师的博客上面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大家可以参考http://blog.sina.com.cn/jinghaifeng。
标签：迷雾 前进 专访 深圳大学 国学研究所 所长 景海峰教授
标签： 迷雾 前进 专访 深圳大学 国学研究所 所长 景海峰教授
人物专访
粤ICP备08125438号